【会议综述】“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编者按：当代中国治理前沿论坛旨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创新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自2019年诞生以来，当代中国治理前沿论坛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支持和关注，影响力逐年上升。“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为2023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治理前沿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2023年5月13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主办，温岭市委、市政府及台州市委党校承办，温岭市委党校协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温岭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齐聚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党校及科研院所、期刊杂志社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
会议开幕式
《治理研究》主编严国萍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发言。严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框架，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篇章，浙江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此时召开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她代表主办方向莅临研讨会的领导、专家学者表示欢迎。
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陈立旭在开幕式的致辞中肯定了温岭近年来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指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个基础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适合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的道路，要锚定新时代、新目标、新征程，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智库力量。
温岭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厉财表示，期待研讨会上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激发出的思维光芒、汇集的丰富智慧，能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擘画发展前景、指引创新方向、激发治理动能。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持续关注温岭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持续关心温岭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学术研讨、理论成果中融入更多的温岭元素、温岭探索、温岭实践。
第一单元：“温岭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研究员作了《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治理变革：从温岭经验谈》的主题报告。他从温岭的经验入手，讨论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治理变革的关系。他表示，随着公共基础设施的铺设和现代化的全面开展，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对于乡镇一级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全国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温岭的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制度，在全国具有重要启发和引导意义，成为化解基层治理危机、解决基层治理困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赵教授又指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将制度创新的愿望和制度创新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拔苗助长。
复旦大学的张乐天教授作了《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温岭实践为例》的主题报告。他以温岭实践为例，探讨了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张教授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之路。他从温岭的走访调查入手，指出现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存在起点低、变化快、外部冲击复杂、生产生活方式叠加等问题，这些因素对基层社会治理影响重大，必须格外关注。他指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基层协商民主的深入开展，温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了巨大发展，温岭的协商民主制度不仅成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机制，还成为推动温岭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基层社会治理应是在党的领导下激活底层社会活力的过程，更是塑造现代新人的过程，是创造美好新生活的过程。
东南大学张敏教授作了《寻找村治的当前基础：以温岭民宿资源商治为中心的探讨》的主题报告。他以温岭民宿资源的“商治”为中心，探讨了乡村治理的基础。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网格化等要素都嵌入进来，但现在的村治依然存在一些困境。温岭的协商民主或者说“商治”是一种村民参与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村治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来看，这种“商治”的途径可能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一个较好的选择，具有启发意义。从理论角度看，村民自治的核心就是村民自我管理，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或“商治”可以形成一个协商型的村社或者一个协商型的村镇。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谈火生作了《回应性、政治效能感与组织参与意愿：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的主题报告。他从回应性、政治效能感和组织参与意愿出发，探讨H省政协“微建议”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表示，对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而言，政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政协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他指出，被代表者对代表的回应，对于代表而言关乎一种政治效能感，对其有效履责是非常重要的刺激因素和激励因素。他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指出当政协的建议纳入党政工作后，可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同时增加政协委员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愿。
第二单元：“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图景”
清华大学的景跃进教授作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与未来想象》的主题报告。他分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若干现实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作了展望。景教授指出，当前应重视部分地区村庄建设存在的资源浪费。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无法吸纳所有的农村人口，因此农村要保存下去，农村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讨论的议题。景教授展望了中国未来的村庄形态，探讨了人口的流动问题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路径。他认为未来的村庄可以适度开放，将双向流动因素加入到未来的村庄治理结构的想象和制度设计中。
中央党校时和兴教授作了《以系统观念看待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主题报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审视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与条件。他认为，从宏观视角的世界体系看，“欠发达”是历史和空间不平等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扎根于基层的人民民主为国家挺过资本稀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提供了足量的社会资本；从中观的治理体系看，国家不得不偿付欠发达地区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所承担的“制度成本”，当下除了 “输血工程”之外，更需要“欠发达”地区以再组织化和民主建设的方式恢复自身“造血能力”；从微观治理体系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层人民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基层政权、基层社区、基层群众形成了基层人民民主的多层参与主体，自治、法治、德治的协同治理构成了基层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时教授指出，在多层级时空系统和制度系统的联系中，差异性构成了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特质。
浙江大学的郎友兴教授作了《在地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解释维度》的主题报告，从社会治理维度解释地方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郎教授指出，从政治的维度看，关于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议题引人注目，学者们采取了多样化的回答方式，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如果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目标实现来看，需要更多将地方和国家的行动有机统一起来。他同时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地方是否更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二是“地方是否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式现代化”。
上海交通大学的韩志明教授作了《基层治理现代化演进的两种逻辑：协商驱动还是驱动协商》的主题报告。他聚焦“协商驱动”还是“驱动协商”的问题，探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他指出，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牵手”是社会转型升级的“金玉良缘”；基层协商民主契合了多元社会及其话语权再分配的趋势；协商民主推动社会各方公开、“在场”地讲道理，塑造了“家国叙事”的新形态；协商民主为改善基层治理提供了持续累积的条件，并实现了“驱动协商—协商驱动—混合交互驱动”的良性化循环。当然，也应当重视防范和化解琐碎化、形式化、内卷化、做作化、逃避化等问题和风险。
第三单元：数字治理的观念与机制
北京大学的张静教授作了《数字治理的观念问题》的主题报告。她通过数字治理的观念问题分析，为数字化过程中的风险评估、风险规避和数字治理范式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张教授指出，陈旧的数字治理的观念妨碍理解新现实的发展。她以网约车为例，认为网约车的兴起能释放消费者权利，并使乘客的确定感、主动控制权和自由选择权都得到提升。同时，平台的数字化可以整合信息，扩大资源的共享，而不少传统的制度不仅不创造价值，而且可能限制这种价值创造和社会的共享。她认为，平台整合信息的优势在于创造了更有效率的规则。
四川大学的李强彬教授作了《向技术借势：数字技术驱动信访协同治理何以实现》的主题报告，着重阐述了数字技术如何驱动信访协同治理的问题。他指出，“数智信访平台”将物理意义上的实体部门虚拟化复刻在治理界面之上，进行统一调度，以此重构了信访治理结构。同时，数字技术的嵌入可以重塑信访部门的组织结构及与其他职能部门的业务流程，强化信访制度的民主监督功能和大数据辅助信访决策与风险治理的功能。数字化信访平台从多个维度显著提升信访治理的协同性。李教授同时指出，当越来越多的实践都寄希望于数字技术来改造和升级时，需要秉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审慎态度，构建基于有效技术应用的“善治”局面。在信访工作中，技术始终无法替代“人”的重要性，信访工作要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
云南大学的郭台辉教授作了《预防驱动与基层治理创新：以D县的三网融合机制为例》的主题报告。他以D县的三网融合机制为例，探讨了基层治理中预防机制的创新。郭教授通过D县的实地调研发现，从传统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发展到“三网融合”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以乡村治理员为核心，联合“一呼即办”小程序与“四联四创”工作机制，通过体制内人员的横向配置与非体制内人员的纵向吸纳，利用信息的搜集与上报，可以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社会、民众的关系，解决科层治理的弊端，引导村民小组自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中山大学的朱亚鹏教授作了《基层治理的网格化治理2.0模式——基于广州南沙经验的分析》的主题报告。他以广州南沙的经验为例，讨论了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治理2.0模式的特征与功能。朱教授认为，网格化治理2.0模式强化了党的领导地位与合法性；而且重塑了党政关系、党社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利用党的权威推动政府部门回应群众需求，增进政府与民众沟通，增强政府服务能力和回应性，还密切了党群关系，基层党员可直接服务群众，推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华东政法大学的李月军教授作了《系统、制度与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的主题报告。他以新冠疫情初期的信息沟通为例，阐释了疫情初期信息输入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渠道，探讨了“输入者”“守门者”的各自行动选择逻辑。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这些制度与逻辑支配下所产生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路径和条件。李教授指出，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制度及其嵌入的政治系统，对相关行动者的行动选择发挥着巨大约束作用。个别行动者在制度化的疫情信息沟通渠道之外，动用社会关系网络，开启临时性非制度化疫情信息沟通渠道，突破了既有疫情信息沟通制度的约束，触发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
第四单元：公共性与基层社会治理
南京大学的肖唐镖教授作了《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分析》的主题报告。他通过实际调研，利用量表工具测定分析了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他的研究系统地描述了我国民众法治观的结构特征、类型分布与时空差异，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了政治社会化诸因素对民众法治观的实际影响，建构和验证了我国民众法治观的四种种理想类型，克服了单线性两极类型建构缺陷，有助于系统审视和分析我国民众法治观的“群体差异性”与复杂多元性。他认为，民众法治观呈现总体向好的变化趋势；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有助于民众养成良好的法治观。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王军教授作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人口治理策略研究》主题报告，讨论了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的人口治理策略问题。他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扭转人口负增长局面必须转变人口发展理念，逐渐实现认知范式转换，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增长所持有的较为负面的态度，塑造积极的人口发展观；要检视和反思西方现有人口与发展理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应政策主张和实践，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以超低生育率、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高流动性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要制定正确的人口发展战略，坚持积极人口发展观，辩证地看待人口规模巨大问题；坚决拒绝各种形式的人口大幅削减战略，应采取措施千方百计降低未来人口负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做到缓解与适应这两条路径举头并进，全面提升人口治理综合效能。
浙江传媒学院的王国勤教授作了《中国语境中公共协商伦理研究的反思与重构》的主题报告，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协商伦理。他指出，有效的协商应具备七大特征即形式的辩论性、意见的包容性、决策的非强制性、议题的同一性、过程的可调节性、需求和偏好的可改变性。王教授还对公共协商伦理的研究作了展望，认为公共协商伦理研究将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有利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云南大学的罗强强教授作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基层实践逻辑与政策效应》的主题报告。他以扶贫搬迁为例，讨论了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政策效应。他认为，在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基层以“借势赋能”来应对由环境动态变迁与复杂利益纠葛所带来的挑战。基层干部通过在政策中、规则中、群众中和组织中借势用势，生成了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巧能”，实现组织性赋能、结构性赋能、文化性赋能，促进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在资源和能力的约束情境下，基层干部通过将制度和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稳得住，还要能致富”的目标，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
浙江省委党校的徐琴老师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主题报告，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她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在于社区公共性的重塑。以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整合社区公共利益、塑构社区公共权力、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找回了失落的社区公共性，重构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基础，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形成，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塑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所在。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价值理念，更是促进社会治理活动顺利开展、推动基层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机制。
在每单元报告结束后，与谈嘉宾对报告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点评，从案例与数据来源、研究路径与方法、研究假设与研究发现等诸多方面展开讨论，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并与报告人进行交流互动，共同探讨和展望中国式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未来图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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